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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浓雾退去后的第三天，城市像一台重启后进入安全模式的电脑，缓慢恢复了基本运转。

    电力并未完全恢复，但街道上，手摇发电机带动的应急灯光和煤气灯投下的暖黄光晕，勾勒出一种战时般的秩序。

    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的沉默。

    并非源于电子设备失灵带来的恐慌，而是一种清醒的、带着警惕的沉静。

    人们在交谈前，会不自觉地停顿半秒，像是在脑海中快速审查一遍自己即将出口的话语，确保其逻辑链条的完整与闭合。

    这短暂的停顿，成了这座城市新的心跳节律。

    林工开着那辆改装过的电瓶三轮车，在南区迷宫般的老旧巷弄里穿行。

    车斗里装的不再是示波器和传感器，而是成卷的铜线、接地棒和绝缘胶带。

    他看到，好几户人家的门窗框上，都自发地缠绕上了细密的铜线，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微光。

    一位正在门口加固铜线的老人告诉他，是“听小区的大学生说的，金属能屏蔽掉那些不干净的‘梦话’”。

    林工没有去纠正这其中缺乏科学依据的部分。

    他只是蹲下身，掏出万用表，仔细检查那户人家自己钉下的接地线是否牢固。

    “大爷，你这地线埋得浅了点，下雨天容易失效。”他说着，从车上取下一根更长的镀锌钢棒，用锤子“梆梆”地深深砸入墙角的泥土里，然后熟练地将铜线末端紧紧缠绕在钢棒顶端的螺丝上，拧紧，最后还用防水胶带封了一圈。

    老人连声道谢。

    林工摆摆手，跨上车准备离开。

    他当然不信几根铜线能抵挡“残响”的侵蚀，但他清晰地察觉到，当居民们亲手完成这个仪式般的“防御工事”后，他们眼神中的惶惑便褪去了几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踏实的笃定。

    在这种遍布全城的精神瘟疫面前，“做点什么”本身，就已经是最有效的群体心理免疫。

    当晚，回到临时的地下管线维护总站，林工在他那个油渍斑斑的工具包夹层里，一本记满了线路参数的笔记簿最后一页，用铅笔头写下一行字：“我不信铜线，但我信他们需要相信。”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在城市最北端，一座早已废弃的气象观测站里，沈默并未真正离开。

    他像一个幽灵，栖身于这座被世人遗忘的钢筋水泥骨架中。

    这里残存的旧设备，成了他新的解剖台。

    他利用自己过去做法医时培养出的、对环境微弱变化的超常敏感，不间断地监测着空气电离度、地磁脉冲的细微波动，以及用高灵敏度拾音器捕捉到的、人类听觉范围之外的次声波残留。

    数据在他的脑中汇聚成一张无形的地图。

    他发现，“残响”的激活并非完全随机，而是精准地依附于一种他称之为“集体注意力塌陷点”的现象。

    当相当数量的人在同一个时空维度内，反复思考同一个模糊、悬而未决的命题时——比如，“我们是不是都忘了什么？”——现实的稳定结构就会在那个点上出现局部性的“弱化”，为“残响”的入侵洞开门户。

    他从背包里翻出那半截2B铅笔，在观测站内墙一块墙皮剥落、露出水泥本色的地方，开始绘制一张潦草但精确的“城市注意力压力图”。

    图书馆、中心泵站、第三中学、市民广场……一个个他曾亲自勘察过的案发地点，被他用不同的符号标记为高危区域。

    他意识到，自己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自动手干预。

    任何直接的介入，都会让他自己成为一个新的“注意力塌陷点”，吸引来更强大的污染。

    但他可以留下“痕迹”，留下路标，让那些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人，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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